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，于2025年10月20日至23日在北京举行，会议审议通过了《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》。
对此，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“国投证券”）国投产业研究院执行院长韩晖认为，本次全会的一个根本信号，是把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”放在突出位置，在此之下，政策重心重新回到了效率、活力与安全的平衡。这意味着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——既不是单纯的“稳增长”，也不再是对外部风险的被动防御，而是一个以结构优化、制度完善、资本深化为特征的高质量增长新周期。
韩晖表示，与“十四五”相比，“十五五”规划的着力点发生了深刻变化：一是把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摆在首位，凸显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支撑作用。其本质是在全要素生产率（TFP）上下注，一个国家在面对外部不确定性时，最可靠的对冲不是扩表式的总量刺激，而是结构性的效率改进：把技术、数据、人力资本与金融资本重新组织起来，让单位成本曲线持续下台阶、让交付能力变得可预测、让治理与激励相容；二是把“科技自立自强”的优先级前移，提出“完善新型举国体制，采取超常规措施”，但应该注意的是，“科技自立自强”只是创新叙事的起点，其终点依然在于跨越工程化和规模化的关键节点，从而“赋能千行百业”；三是对外开放的排序前移至总体战略的前列，充分体现中国以更高水平、制度型开放塑造竞争新优势的决心。这既是顺应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考量，更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。
韩晖认为，在坚实的制度保障与治理升级支撑下，中国经济的结构性优势正持续凸显。无论是产业升级的纵深推进，还是区域协调发展的空间重构，抑或资本市场制度建设的提质扩容，都昭示着中国正以更稳健的步伐向现代化强国目标迈进。事实已经并将继续证明，中国经济的长期向好趋势不会改变，资本市场的战略机遇期正在延伸。
韩晖表示，具体而言，从资本市场视角看，四中全会释放出三大重要机遇：
首先是制度层面的机遇。当前资本市场制度环境正在加速优化。注册制改革、退市常态化、信息披露标准化、中介机构责任强化，正在构建一个更加规范、透明、有活力的市场体系。四中全会提出“提高资本市场制度包容性、适应性，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”，意味着资本市场的功能定位正在从“融资平台”转向“资源配置中枢”。制度完善带来信号更稳定、规则更清晰、退出更畅通，这为优质企业提供了可持续融资渠道，也为投资者提供了更公平、有效的定价环境。随着制度红利持续释放，市场的估值体系将逐步回归企业盈利质量与治理水平本身，资本效率和长期回报的相关性将进一步增强。
其次是产业层面的机遇。四中全会把“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、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”放在首位，这一排序变化本身就说明了战略重心的调整。中国经济正处于结构转型的关键阶段，传统产业的边际回报在下降，新兴产业的成长潜力在积聚。新一轮产业升级的方向十分明确：先进制造、数字经济、绿色能源、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。政策与资本的合力，正在推动技术从“实验室”走向“生产线”，推动创新成果加速工程化、市场化。未来几年，真正具备竞争力的行业，不是“有没有技术”的问题，而是“能不能量产、能不能盈利”的问题。技术落地与产业规模化的结合，将形成新一轮确定性增长，也为资本市场提供了持续的结构性投资机会。
第三是长期资本的机遇。高质量发展不仅要靠资本“进得来”，更要让资本“留得住”。四中全会提出要完善长期资本制度体系，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，这释放出两个重要信号：一方面，国内长期资金如养老金、社保基金、保险资金等，将在资本市场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；另一方面，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度将持续提升，国际长期资本配置中国资产的进程会加快。无论是国内“慢钱”的壮大，还是外资“耐心资本”的进入，都会使市场的资金结构更加稳定，波动率下降，投资者结构趋于理性。当估值体系逐步由短期预期转向长期现金流，中国资本市场的核心竞争力将从“短期投机”转向“长期价值发现”。
韩晖表示，回到整体逻辑，四中全会后的资本市场改革，是国家经济结构升级的直接反映。制度优化提供了信号的稳定性，产业升级提供了增长的确定性，长期资本提供了时间的复利效应。三者相互作用，共同构成中国资本市场新的确定性三角。当然，外需波动、房地产尾部风险、地方财政平衡等因素仍会带来阶段性扰动，但这类风险更可能表现为结构性调整，而非系统性冲击。对于投资者而言，重要的不是短期的市场起伏，而是理解政策与产业周期的内在逻辑——在制度进步中寻找信心，在产业升级中寻找方向，在长期资本中寻找耐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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